劳动争议
尚德律己,梓匠轮舆
如今,许多公司的企业文化中都在宣扬“家”文化,即要求员工把公司当成家,把老板当做家长。可是在真正的经营过程中,有些企业却偏向于跟自己的“家人”谈该履行的义务,而对作为“家”的责任讳莫如深,甚至千方百计的企图逃避。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贺天伦(化名)辛辛苦苦为A公司效力十几年,在一次出差过程中不幸遭遇交通事故意外身故。事故发生后,A公司声称要为贺天伦料理后事,可当家属将遗体火化后,公司却立马变脸,否认贺天伦的公司员工身份,本该是A公司家人的的贺天伦,一下子变成了A公司的路人甲……
2016年11月12日下午,贺天伦驾驶着小型客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再过3个多月,他的第二个孩子就要出生了,想到这里他的嘴角不禁露出了微笑,同时也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愈加称重了,唯有更加勤奋的工作,才能让孩子们在往后过上舒心的日子。
以往,每每谈到自己工作的企业,贺天伦总是充满了自豪感。他入职的A公司是一家教育机构,刚入职时,他只是公司的司机,经过多年努力,聪明能干的他逐渐获得了老板的信任,开始负责公司的销售公关业务,工资也比初入职时上涨了许多。这次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化名)安排给贺天伦的工作就是到异地会见客户洽谈业务。从后来贺天伦微信中的工作汇报截图来看,他在异地洽谈业务一切进展顺利,可是在返程的途中却没能一路顺风。下午3点,一场车祸从天而降,贺天伦当场死亡。
车祸发生前,贺天伦的妻子辞职在家照料着一个2岁的儿子,同时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贺天伦的父母也都年事已高,需要被照顾。在他去世之后,这个6口之家的经济支柱轰然倒下,这个时候,他所任职的A公司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从道义上都有责任,也有义务在经济上面给予这个家庭必要的支撑。而在事故刚刚发生时,A公司也确实表现出了勇于担当的态度。
在收到交警部门通知的当日,A公司随即派遣员工小李(化名)前往事故发生地,代表公司协助处理这起交通事故。小李在接受当地交警部门询问的时候表示,贺天伦是公司的老员工,这次是接受公司的指派到该地开展业务的。此外,从贺天伦的手机记录中也可以看到,他每天都会向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汇报工作的进展情况和日常的开销,甚至连公司员工守则中要求每天的锻炼情况都通过手机向张某报告。
在询问清楚相关事宜后,A公司主动通知贺天伦的家属赴事故发生地处理丧葬事宜,并答应给予家属相应的赔偿,同时提供其子女未来上学的费用。贺天伦的家属在得知消息后伤心不已,而A公司勇于担责的态度,也让在悲恸中的贺天伦家属感到了些许温暖。
但家属们没想到的是,在贺天伦的遗体被火化之后,A公司的态度竟发生了惊人的反转。法定代表人张某不仅否认了之前的一切承诺,还提出贺天伦不是A公司的员工,而是案外人B公司和C公司的代理商。
无奈之下,贺天伦的家属于2017年向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确认贺天伦与A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在仲裁过程中,针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北京市海淀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仲裁裁决,确认A公司与贺天伦在2004年9月3日至2009年3月20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确认A公司与贺天伦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6年1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A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在起诉状中,A公司承认与贺天伦在2004年至2009年期间存在的劳动关系,却拒绝承认与贺天伦在2010年至2016期间存在劳动关系,意图逃避支付工亡补偿。
在诉讼的过程中,A公司提交了更多的证据。其中包括贺天伦与案外人B公司的代理协议以及支付代理费的银行转账记录、收据;案外人C公司为贺天伦缴纳社保的记录,并同时声称处理交通事故的小李只是案外人C公司的员工,而不是A公司的员工。
为了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为了这个家庭往后的生活,为了给丈夫讨回一个公道,贺天伦的妻子坚定地与A公司进行着博弈,丝毫没有要打退堂鼓的意思。她向法院提交了贺天伦此前到国外出差时A公司开具的《在职证明》、小李在交警部门的询问笔录,还有贺天伦和A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微信聊天记录,以及贺天伦的信用卡交易明细及查询记录。这一切的证据都表明,A公司与贺天伦之间存在着劳动关系。
一审法院在审理后做出判决,确认A公司与贺天伦在2010年10月1日至2016年11月12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
A公司觉得其用以迷惑众人的B公司和C公司的障眼法并没有被识破,就像《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妖怪还没有现原形,却被孙悟空抡起如意金箍棒一棍子打死了,心有不甘,遂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确认其与贺天伦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而这一次,A公司面对的将不仅仅是一个手拿如意金箍棒的孙悟空,而是一个拥有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将其中的障眼法,在众人面前一一揭露。
在A公司上诉期间,贺天伦的妻子向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了法律援助,经审查,其符合法律援助条件,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遂指派北京尚梓律师事务所的吕德政、李树佩律师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
两位律师在接受指派后,立即与贺天伦的家属约定了见面时间,了解案件的详细情况。
在交谈过程中,援助律师了解到,在贺天伦去世3个月后,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由于贺天伦的妻子此前一直没有工作,其父母仅靠放牧维持微薄的收入,家庭的经济顿时状况陷入了异常艰难的境地。第二个孩子出生没多久,贺天伦的妻子便开始找工作,同时为维权四处奔波。为经济困难的群众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一直是法律援助工作者们的初心和信仰。贺天伦一家的悲惨遭遇让两位援助律师愈加坚定了要尽全力帮助其争取到应得的权利的决心。
2019年3月12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上诉人A公司向法院提交了十份新证据,其中包括两份证人证言,证言内容为:贺天伦和证人一样是案外人B公司的代理商,和A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法庭组织对证人证言进行质证,经律师当庭询问,两位证人均表示对贺天伦和上诉人之间的关系不清楚。经律师申请,合议庭同意给予援助律师两周时间对其他证据进行研究质证。
从公司新提交的证据来看,“揭开公司面纱”,证明A公司与B、C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是破解难题的关键。在此后两周的时间里,两位律师全力搜寻证据,他们从企业工商登记信息以及公开的年报中发现,涉案数个公司使用的是同一个企业邮箱,相同或相近的办公地址,其中,B公司所留的联系电话(手机号)是A公司的员工张某(化名)在使用,可以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019年4月9日,该案第二次开庭,合议庭组织质证,A公司提交了新的证据,证明给贺天伦发工资的账户不是A公司的账户。
而援助律师则出示了四份证据,用以揭穿A公司的谎言:他们首先提交了工商查询记录,查询记录显示:A、B、C公司均为关联企业,A公司通过B公司和C公司为贺天伦缴纳社保和代发工资;其次,根据调查显示,贺天伦所使用的工作车辆和手机号均是由A公司提供的;再次,在A公司的规章制度中要求员工早晚做俯卧撑,并汇报每天用车情况以及工作内容等,均与贺天伦和A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的聊天记录相符;最后,在2016年11月12日发生交通事故后,A公司派自己的员工小李负责协调处理,并支付了丧葬费用。
综上所述,贺天伦接受A公司的劳动管理,和A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最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完全采纳了援助律师的意见,驳回A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是一起因员工工伤死亡后用人单位拒绝承认劳动关系而引发的劳动争议案件。案例中的用人单位违反劳动法,不与员工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通过关联企业和实际控制的企业为员工发放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从而为企业设置防火墙,企图在出现劳动纠纷时不承担责任。该类关联企业和实际控制的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除了营业执照和公章之外无实际经营,仅仅是实际控制人方便财务处理、应付税务检查、排除法律风险而设立,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
因此,建议小伙伴们在找工作时,一定要与正规的公司合作并且签订劳动合同,如果发现公司存在用其他公司的账户发放工资等情形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以免在今后发生劳动争议时,造成维权上的困难。
另外,作为一家企业,也不应枉顾道义,只注重私利。要知道,一切试图通过“技术手段”逃避应尽义务的行为终将在法律面前原形毕露,只有诚信经营,将员工当做真正的家人,才能行稳致远、做大做强。